1965年兩岸秘約︰蔣介石回大陸仍任國民黨總裁(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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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整個談話自始至終只有他們三個人。開始由曹聚仁介紹中共方面的條件，然後逐條討論、商談，蔣氏父子也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經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六項共識，其主要內容為:
一、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意即台灣最高長官在中國大陸的起居與辦公之地)。
二、蔣經國任台灣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台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洽商……
原題:《密談:蔣介石曾願攜舊部回歸大陸》
2005 年3月28日，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大陸之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民黨高官首次正式參訪大陸，被稱為“破冰之旅”。此行受到海內外高度評價。鮮為人知的是，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國共兩黨曾經有過三次高規格的秘密和談，中央政府以極大誠意希望能夠達成和平統一，渴望中華統一的卓越之士往來兩岸之間。盡管因各種各樣的原因三次和談都最終擱淺，但透過這段秘史，我們可以看到中華優秀兒女為了國家一統不惜嘔心瀝血的拳拳之心。
第一次秘密和談毛澤東提出“和為貴”
上世紀50年代中期，朝鮮戰爭交戰各方達成停戰協議，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又簽訂了越南停火協議，使一度緊張的國際形勢有所緩和。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開始致力于大陸的建設。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的台灣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過去的單純靠武力解決的方針改變為立足武力伺機徹底解決和力爭和平解放相結合的政策。
1955年5月，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明確提出:“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毛澤東主席也表示，我們跟台灣要“和為貴”，愛國一家。這些變化對國共對峙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些參加過國共談判的人士都認為，新一輪的國共兩黨談判一定會到來。
1949年參加過北平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代表章士釗更是激動不已，向周恩來主動請纓去香港，找他滯留在香港的國民黨舊故，去向蔣介石做工作，爭取實現國共談判。
毛澤東和周恩來同意了章士釗的請求。為此，中共中央專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交章士釗帶到香港，通過關系轉交給蔣介石。
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張國共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並提出了兩岸統一的四條具體辦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統管外，台灣的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第二，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補助；第三，台灣社會改革從緩，有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中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希望蔣介石能回故鄉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身負重任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先生。
許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從香港飛往台北，親手將中共中央的信交給蔣介石，並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作了報告。蔣介石听後，再展開信件，反復看了幾遍，長時間沉默無語，許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蔣介石經過一年的認真考慮之後，于1957年初突然召許孝炎回台北，與他進行了長時間的密談。蔣介石說:“對中共發動的和平統一攻勢，決定派人到北平（當時已改名北京，但國民黨仍用舊稱）一行，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實意圖。”並讓許孝炎推薦人選。
許孝炎考慮再三，提出三個人選。蔣介石反復權衡後，選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打听虛實。宋宜山是蔣的學生，曾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對蔣介石來說比較可靠。其胞弟宋希濂是國民黨高級將領，被解放軍俘虜後，關在戰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可以以探親的名義成行。
1957 年4月，宋宜山經香港、廣州，乘火車抵北京。周恩來在北京東興樓飯店會見了宋宜山。宋宜山坦言，台灣派他來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關于和談的意向。周恩來听後意味深長地說:“我們都是一家人嘛！抗戰勝利後在重慶談判時，蔣先生就說，大革命時代，國共兩黨的同志們曾在一個屋里開會，共一個大鍋吃飯。希望我們還會在一起合作。”周恩來一席話，使宋宜山如沐春風，過去對共產黨的種種疑慮一掃而光。
不久，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出面與宋宜山商談，李維漢提出了中共關于合作的四項具體條件
1）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2）台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3）台灣地區的政權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士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4）美國軍事力量撤離台灣海峽。
宋宜山回到香港後，寫了一篇1萬多字的報告交給蔣介石。
由于宋宜山的報告對大陸的成就頗多贊揚之詞，蔣介石大為不悅。再加上大陸此時已開始了反右斗爭，蔣介石認為國共談判的時機並不成熟，從而中止了進一步接觸。
第二次秘密和談曹聚仁穿梭往返
1956年7月，當章士釗受中共中央委托，從北京到香港為國共和談穿針引線的時候，另一個神秘人物也擔負著同樣使命從香港來到北京，這個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舊中國頗負盛名的文人，與國共兩黨的高層人物有很深的交情。他是章太炎的高足，魯迅的朋友，抗戰時期常到新四軍駐地采訪，成為葉挺的座上賓，並與陳毅結成至交，同時，他又是蔣經國的摯友。曹聚仁回到大陸，即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熱情接待。周恩來在頤和園宴請曹聚仁，陳毅等人作陪。周恩來告訴曹聚仁:“我們對台灣絕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
10月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曹聚仁。這天恰逢印尼總統甦加諾訪華，黨和國家多位領導人出面歡迎，毛澤東卻在中南海靜候曹聚仁，足見毛澤東對國共兩黨重開談判的重視。
毛澤東一見曹聚仁便說:“你這次回來，可以多看看，到處走走，看我們這里還存在什麼問題。”
在談到蔣介石的時候，毛澤東肯定了蔣介石在某些歷史時期的作用，並表示了他準備再次與蔣介石握手的想法。
與毛澤東的談話，使曹聚仁對和談前景充滿希望。回到香港後，他立即將詳細情況轉告國民黨方面。
不久，台灣傳來指令，讓曹聚仁再去大陸一趟，主要任務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蔣氏祖墳。
1957年5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陸，趕往浙江。在奉化溪口鎮，他在蔣介石寓居過的豐鎬房和蔣經國住過的文昌閣仔細看了很久。同時還代表蔣氏父子到蔣母的墓園掃墓。所到之處，曹聚仁都一一拍攝了照片。
回到香港後，曹聚仁立即向蔣經國通報了大陸之行的情況，並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攝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還談了自己對國共兩黨再次合作的看法。
國民黨方面對再次談判采取了一種既不讓曹聚仁放棄，又不具體表態的態度，一拖就是幾年。
1965年，當國民黨二號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陸並受到熱烈歡迎的時候，蔣介石父子也展開了行動。
經常來往于香港和台北負責聯絡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蔣經國在近期將親臨香港，接他到台灣商量要事。
曹聚仁听到消息喜出望外，急忙飛往北京，與中共領導人商討了談判的大綱要目，然後返回香港，等候蔣經國。
一天，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突然听到門鈴急響。他急忙開門，只見王君氣喘吁吁地說:“經國來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曹聚仁急忙隨王君出來，一輛小車將他們送到碼頭，然後登上小快艇，一直駛到一艘大輪船邊。
曹聚仁登上輪船，立即被引進一間豪華客艙，一個西裝筆挺，商人打扮的人連忙迎上來和他握手，這就是蔣經國。
蔣經國和曹聚仁寒暄敘舊後，便關起艙門密談。蔣經國告訴曹聚仁，台灣想和北京方面談判，但不知北京的具體意向，希望曹聚仁多介紹些北京的情況。曹聚仁詳細談了中共關于談判的條件，蔣經國仔細听後，也談了蔣介石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將雙方情況吃透，以便曹與蔣介石見面談話時做到時間短，效率高。
輪船秘密在台灣一個偏僻小港停泊。蔣介石很快在自己的官邸，由蔣經國陪同，接見了曹聚仁，並在極秘密狀態下開始談話。
整個談話自始至終只有他們三個人。開始由曹聚仁介紹中共方面的條件，然後逐條討論、商談，蔣氏父子也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經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六項共識，其主要內容為:
一、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意即台灣最高長官在中國大陸的起居與辦公之地)。
二、蔣經國任台灣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台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洽商。
三、台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按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
四、台灣海空軍並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4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和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台灣。
五、廈門和金門合並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台北之間的緩沖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師長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
六、台灣現任官員官階和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準降低。曹聚仁與蔣氏父子在日月潭談妥了這六項條件後，立即返回香港，將談判情況及六項條件報告給了中國共產黨。
然而，此事正在進行之際，1966年，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風浪也波及台灣，蔣介石對國共重開談判產生了疑慮，從而改變了主意。這樣，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之事又一次擱淺。
第三次秘密和談章士釗再度請纓
上世紀70年代初，國民黨代表被趕出聯合國，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發表，中日關系的改善，這些重大事件使台灣的處境急轉直下，形勢對大陸十分有利。因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又把和平解決台灣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仍然需要一個在兩方面都說得上話的人居中聯絡。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這方面的人選一下子成了空白。于是，90歲高齡的章士釗再度請纓赴港與國民黨方面聯絡。
周恩來得知章士釗的想法，感到十分為難。因為章士釗幾年前從病床上摔下來造成骨折，一直行動不便，只能靠輪椅代步。如此情況，怎能做長途旅行呢？于是，周恩來便向毛澤東匯報了此事。
毛澤東反復權衡，認為章士釗的作用是其他人無法替代的，于是提出:“如果準備得好一點，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說派個專機去。”最後，在征得章士釗家屬同意後，中共中央決定派章士釗到香港。
經過周密安排，1973年5月，章士釗從北京乘專機啟程赴港，周恩來親自到機場為他送行。
章士釗到香港後不到一個月，因頻繁的活動，過度的興奮及對香港氣候的不適，加之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
周恩來得知章士釗病重的消息，即派醫療隊緊急赴港，指示盡一切辦法穩定病情，然後護送其回京治療。然而，當醫療隊趕到香港時，章士釗已于7月1日病逝。
章士釗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動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由于中國共產黨多次發出和談建議和邀請，也出于對台灣的前途的考慮，蔣介石又動了與中共重開談判的念頭。
1975年春節期間，蔣介石將這一使命交給了抗戰前曾主持過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接受任務後，即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台灣訪問的信息。
也許是蔣介石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也許是陳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回音的情況下，陳立夫便寫了“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歡迎毛澤東或周恩來到台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和人民。他特別希望毛澤東能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時期國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國共兩黨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能夠看到國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現。蔣介石在此之後不久，于1975年4月去世。一年半之後，毛澤東也與世長辭。
歷史留下了遺憾。
附注一:
章士釗（1882－1973），湖南長沙人。中國現代著名的政論家、政治活動家和學者。做過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教育總長。中國共產黨誕生後，他成為共產黨的朋友。1927年4月，李大釗在北京被奉系軍閥逮捕，他奔走營救。1932年10月，陳獨秀等人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他主動站出來為陳辯護。解放戰爭後期，他又為國共合作奔走。晚年的章士釗最為期盼的是祖國和平統一。
附注二: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當過教授、記者、作家，做過自由撰稿人。和近代文壇上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包括周氏兄弟(魯迅等)，都有過密切來往。對曹聚仁的一生和他的一些作品、活動，歷來眾說紛紜。
來源:《文史博覽》2009年第9期
核心提示:整個談話自始至終只有他們三個人。開始由曹聚仁介紹中共方面的條件，然後逐條討論、商談，蔣氏父子也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經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六項共識，其主要內容為:
一、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意即台灣最高長官在中國大陸的起居與辦公之地)。
二、蔣經國任台灣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台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洽商……
原題:《密談:蔣介石曾願攜舊部回歸大陸》
晚年蔣介石與宋美齡
曹聚仁受蔣氏父子所托拍攝的浙江溪口
2005 年3月28日，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大陸之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民黨高官首次正式參訪大陸，被稱為“破冰之旅”。此行受到海內外高度評價。鮮為人知的是，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國共兩黨曾經有過三次高規格的秘密和談，中央政府以極大誠意希望能夠達成和平統一，渴望中華統一的卓越之士往來兩岸之間。盡管因各種各樣的原因三次和談都最終擱淺，但透過這段秘史，我們可以看到中華優秀兒女為了國家一統不惜嘔心瀝血的拳拳之心。
第一次秘密和談毛澤東提出“和為貴”
上世紀50年代中期，朝鮮戰爭交戰各方達成停戰協議，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又簽訂了越南停火協議，使一度緊張的國際形勢有所緩和。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開始致力于大陸的建設。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的台灣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過去的單純靠武力解決的方針改變為立足武力伺機徹底解決和力爭和平解放相結合的政策。
1955年5月，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明確提出:“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毛澤東主席也表示，我們跟台灣要“和為貴”，愛國一家。這些變化對國共對峙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些參加過國共談判的人士都認為，新一輪的國共兩黨談判一定會到來。
1949年參加過北平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代表章士釗更是激動不已，向周恩來主動請纓去香港，找他滯留在香港的國民黨舊故，去向蔣介石做工作，爭取實現國共談判。
毛澤東和周恩來同意了章士釗的請求。為此，中共中央專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交章士釗帶到香港，通過關系轉交給蔣介石。
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張國共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並提出了兩岸統一的四條具體辦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統管外，台灣的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第二，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補助；第三，台灣社會改革從緩，有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中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希望蔣介石能回故鄉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身負重任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先生。
許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從香港飛往台北，親手將中共中央的信交給蔣介石，並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作了報告。蔣介石听後，再展開信件，反復看了幾遍，長時間沉默無語，許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蔣介石經過一年的認真考慮之後，于1957年初突然召許孝炎回台北，與他進行了長時間的密談。蔣介石說:“對中共發動的和平統一攻勢，決定派人到北平（當時已改名北京，但國民黨仍用舊稱）一行，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實意圖。”並讓許孝炎推薦人選。
許孝炎考慮再三，提出三個人選。蔣介石反復權衡後，選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打听虛實。宋宜山是蔣的學生，曾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對蔣介石來說比較可靠。其胞弟宋希濂是國民黨高級將領，被解放軍俘虜後，關在戰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可以以探親的名義成行。
1957 年4月，宋宜山經香港、廣州，乘火車抵北京。周恩來在北京東興樓飯店會見了宋宜山。宋宜山坦言，台灣派他來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關于和談的意向。周恩來听後意味深長地說:“我們都是一家人嘛！抗戰勝利後在重慶談判時，蔣先生就說，大革命時代，國共兩黨的同志們曾在一個屋里開會，共一個大鍋吃飯。希望我們還會在一起合作。”周恩來一席話，使宋宜山如沐春風，過去對共產黨的種種疑慮一掃而光。
不久，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出面與宋宜山商談，李維漢提出了中共關于合作的四項具體條件
1）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2）台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3）台灣地區的政權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士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4）美國軍事力量撤離台灣海峽。 宋宜山回到香港後，寫了一篇1萬多字的報告交給蔣介石。
由于宋宜山的報告對大陸的成就頗多贊揚之詞，蔣介石大為不悅。再加上大陸此時已開始了反右斗爭，蔣介石認為國共談判的時機並不成熟，從而中止了進一步接觸。
曹聚仁與夫人鄧珂雲在廬山
第二次秘密和談曹聚仁穿梭往返
1956年7月，當章士釗受中共中央委托，從北京到香港為國共和談穿針引線的時候，另一個神秘人物也擔負著同樣使命從香港來到北京，這個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舊中國頗負盛名的文人，與國共兩黨的高層人物有很深的交情。他是章太炎的高足，魯迅的朋友，抗戰時期常到新四軍駐地采訪，成為葉挺的座上賓，並與陳毅結成至交，同時，他又是蔣經國的摯友。曹聚仁回到大陸，即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熱情接待。周恩來在頤和園宴請曹聚仁，陳毅等人作陪。周恩來告訴曹聚仁:“我們對台灣絕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
10月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曹聚仁。這天恰逢印尼總統甦加諾訪華，黨和國家多位領導人出面歡迎，毛澤東卻在中南海靜候曹聚仁，足見毛澤東對國共兩黨重開談判的重視。
毛澤東一見曹聚仁便說:“你這次回來，可以多看看，到處走走，看我們這里還存在什麼問題。”
在談到蔣介石的時候，毛澤東肯定了蔣介石在某些歷史時期的作用，並表示了他準備再次與蔣介石握手的想法。
與毛澤東的談話，使曹聚仁對和談前景充滿希望。回到香港後，他立即將詳細情況轉告國民黨方面。
不久，台灣傳來指令，讓曹聚仁再去大陸一趟，主要任務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蔣氏祖墳。
1957年5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陸，趕往浙江。在奉化溪口鎮，他在蔣介石寓居過的豐鎬房和蔣經國住過的文昌閣仔細看了很久。同時還代表蔣氏父子到蔣母的墓園掃墓。所到之處，曹聚仁都一一拍攝了照片。
回到香港後，曹聚仁立即向蔣經國通報了大陸之行的情況，並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攝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還談了自己對國共兩黨再次合作的看法。
國民黨方面對再次談判采取了一種既不讓曹聚仁放棄，又不具體表態的態度，一拖就是幾年。
1965年，當國民黨二號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陸並受到熱烈歡迎的時候，蔣介石父子也展開了行動。
經常來往于香港和台北負責聯絡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蔣經國在近期將親臨香港，接他到台灣商量要事。
曹聚仁听到消息喜出望外，急忙飛往北京，與中共領導人商討了談判的大綱要目，然後返回香港，等候蔣經國。
一天，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突然听到門鈴急響。他急忙開門，只見王君氣喘吁吁地說:“經國來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曹聚仁急忙隨王君出來，一輛小車將他們送到碼頭，然後登上小快艇，一直駛到一艘大輪船邊。
曹聚仁登上輪船，立即被引進一間豪華客艙，一個西裝筆挺，商人打扮的人連忙迎上來和他握手，這就是蔣經國。
蔣經國和曹聚仁寒暄敘舊後，便關起艙門密談。蔣經國告訴曹聚仁，台灣想和北京方面談判，但不知北京的具體意向，希望曹聚仁多介紹些北京的情況。曹聚仁詳細談了中共關于談判的條件，蔣經國仔細听後，也談了蔣介石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將雙方情況吃透，以便曹與蔣介石見面談話時做到時間短，效率高。
輪船秘密在台灣一個偏僻小港停泊。蔣介石很快在自己的官邸，由蔣經國陪同，接見了曹聚仁，並在極秘密狀態下開始談話。
整個談話自始至終只有他們三個人。開始由曹聚仁介紹中共方面的條件，然後逐條討論、商談，蔣氏父子也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經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六項共識，其主要內容為:
一、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意即台灣最高長官在中國大陸的起居與辦公之地)。
二、蔣經國任台灣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台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洽商。
三、台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按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
四、台灣海空軍並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4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和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台灣。
五、廈門和金門合並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台北之間的緩沖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師長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
六、台灣現任官員官階和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準降低。曹聚仁與蔣氏父子在日月潭談妥了這六項條件後，立即返回香港，將談判情況及六項條件報告給了中國共產黨。
然而，此事正在進行之際，1966年，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風浪也波及台灣，蔣介石對國共重開談判產生了疑慮，從而改變了主意。這樣，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之事又一次擱淺。
毛澤東與中央文史館館長章士釗交談
第三次秘密和談章士釗再度請纓
上世紀70年代初，國民黨代表被趕出聯合國，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發表，中日關系的改善，這些重大事件使台灣的處境急轉直下，形勢對大陸十分有利。因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又把和平解決台灣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仍然需要一個在兩方面都說得上話的人居中聯絡。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這方面的人選一下子成了空白。于是，90歲高齡的章士釗再度請纓赴港與國民黨方面聯絡。
周恩來得知章士釗的想法，感到十分為難。因為章士釗幾年前從病床上摔下來造成骨折，一直行動不便，只能靠輪椅代步。如此情況，怎能做長途旅行呢？于是，周恩來便向毛澤東匯報了此事。
毛澤東反復權衡，認為章士釗的作用是其他人無法替代的，于是提出:“如果準備得好一點，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說派個專機去。”最後，在征得章士釗家屬同意後，中共中央決定派章士釗到香港。
經過周密安排，1973年5月，章士釗從北京乘專機啟程赴港，周恩來親自到機場為他送行。
章士釗到香港後不到一個月，因頻繁的活動，過度的興奮及對香港氣候的不適，加之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
周恩來得知章士釗病重的消息，即派醫療隊緊急赴港，指示盡一切辦法穩定病情，然後護送其回京治療。然而，當醫療隊趕到香港時，章士釗已于7月1日病逝。
章士釗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動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由于中國共產黨多次發出和談建議和邀請，也出于對台灣的前途的考慮，蔣介石又動了與中共重開談判的念頭。
1975年春節期間，蔣介石將這一使命交給了抗戰前曾主持過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接受任務後，即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台灣訪問的信息。
也許是蔣介石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也許是陳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回音的情況下，陳立夫便寫了“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歡迎毛澤東或周恩來到台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和人民。他特別希望毛澤東能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時期國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國共兩黨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能夠看到國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現。蔣介石在此之後不久，于1975年4月去世。一年半之後，毛澤東也與世長辭。
歷史留下了遺憾。
附注一:
章士釗（1882－1973），湖南長沙人。中國現代著名的政論家、政治活動家和學者。做過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教育總長。中國共產黨誕生後，他成為共產黨的朋友。1927年4月，李大釗在北京被奉系軍閥逮捕，他奔走營救。1932年10月，陳獨秀等人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他主動站出來為陳辯護。解放戰爭後期，他又為國共合作奔走。晚年的章士釗最為期盼的是祖國和平統一。
附注二: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當過教授、記者、作家，做過自由撰稿人。和近代文壇上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包括周氏兄弟(魯迅等)，都有過密切來往。對曹聚仁的一生和他的一些作品、活動，歷來眾說紛紜。
來源:《文史博覽》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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