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寒：對山寨下手就是過河拆橋 |
 |
| ‧韓寒 2010/08/30 |
 有人擔憂，山寨文化普及以後，中國將徹底淪為一個山寨大國。我認為，這樣的擔憂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我們就是一個山寨大國，對山寨下手就是一種過河拆橋。 |
 |
 |
【前言】 中國的山寨 前幾天有記者問我，你對山寨文化怎麼看，有人想要對山寨文化立法。因為我不知道別人的具體意思，所以我不好說，我只能說一說對於山寨的看法。 我認為，其實只要將山寨和盜版區分開來，這事情就解決了。比如我出版一本書，有人做了一個一模一樣的，就是盜版，有人隨便起了一個書名，然後套上我的名字，就是侵權，當然，除非他媽當時就是這麼給他起名字的，但是如果叫「我的國」「兩座城池」，那就沒問題，也算是一種山寨，我個人是完全不介意的。 有人擔憂，山寨文化普及以後，中國將徹底淪為一個山寨大國。 我認為，這樣的擔憂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我們就是一個山寨大國，對山寨下手就是一種過河拆橋。 任何經濟文化政治的起步，都是從山寨開始的，忘記山寨就是忘本。政協委員本身就是山寨的產物，他們是山寨版本的議員，而且是非常山寨。我們的國家建國初期就是山寨蘇聯，我們以前的××思想，就是山寨的××思想，我們的××理論就是山寨的××理論，我們的×××，也是從山寨×起家的，可以說，沒有山寨就沒有新中國。 山寨是歷史發展的必經過程，山寨可以建立新文化，但靠山寨做到有前途就比較困難。於是，我們有了××特色的××××，有了××××，我們慢慢脫離山寨，當一個東西開始脫離山寨的時候，有人肯定會跟上，比如現在的朝鮮就是以前我們的山寨版本。 立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對盜版和知識產權的保護立法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在這方面做得很差，而山寨只是一個新鮮而已，也許就是一個流行詞，等你的法律法規出來了，說不定沒人再願意提起這兩個字了，因為已經過時了。等到大家賺的錢多了，日子過的更好了，山寨產品自然就過去了，而山寨文化更是娛樂了。 可能某些官員看到這樣的文章會覺得不爽，我們本來挺高尚的，還在正兒八經研究這個山寨，是老革命遇見新問題，怎麼突然一下子我們自己都變成山寨了呢？究竟甚麼是山寨呢？究竟要不要封殺山寨呢？ 其實很好理解的，你的老婆就是壓寨夫人，你的二奶就是山寨夫人，你說怎麼辦。 ******************** 雲水人間： 全球任何一個強國的興起... 到都是從山寨入手到最後領先創新... 當古代中國強盛時期.. 中國周圍哪個國家不是山寨國？ 現在台灣在很多領域領先，不也是這樣走過來？ ... ... 願意承認.. 總比遮遮掩掩來的坦蕩 |
2010/8/30
韓寒：中國就是一個山寨大國，對山寨下手就是一種過河拆橋。
陸以正：「正派辦報」與銷售比例成反比
陸以正專欄－一名老記者的9/1感言
因為我從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又曾連續駐外卅五年七個月，許多讀者以為從事外交是我的終身職志，其實不然。年輕時我的夢想，是當一輩子新聞記者，所以等韓戰結束，存夠了五千美元，立即去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完成我的志願。至於從事外交，是當年不曾想像，也未寄希望的事。
這話要從抗戰勝利次年，政大遷回南京紅紙廊說起。同窗好友吳道生那時已經畢業，在南京《大剛報》當編譯，介紹我進去做記者。從以聲色犬馬著稱的夫子廟採訪社會新聞做起，逐步晉升到次要部會如農林部、水利委員會。然後跑立法院，曾親眼目睹行政院長宋子文被周一志委員諷刺了幾句，當場宣布辭職，由兩名侍衛攙扶，腳步踉蹌走出議場。
苦幹一年多後，我才爬到採訪國共和談，與各黨各派的新聞。報社新用一名政治記者叫陸平，與我合作。那時的鋒頭人物，如民主同盟的張瀾、黃炎培、民社黨張君邁、蔣勻田、青年黨余家菊、左舜生、共產黨周恩來、梅益，都是我採訪的對象。每晚截稿後，陸平和我常坐採訪用的吉普車，到梅園新村中共辦事處去聊天。大陸淪陷後，才得知陸平是中共地下黨員。六○年代北京大學的校長與他同名同姓，是否同一個人就不清楚了。
南京跑新聞時期，我採訪過制憲與行憲兩次國民大會。後來調該報上海辦事處主任，還招兵買馬，統籌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的報導。但上海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數百名舞女到社會局請願，受群眾心理驅使，衝進局內，一面亂打亂砸，一面流淚痛哭的景象。
從韓國當翻譯官歸來，行裝甫卸，我就去館前街《英文中國日報》毛遂自薦，第二天就上班。曹聖芬兄從密蘇里新聞學院學成返國，接掌《中華日報》，找我幫忙，情面難卻。我老實告訴他說，中華的薪水養不活我一家。他讓我上午仍兼英文報工作，下午四時才去博愛路中華日報，以副總編輯名義兼採訪主任；每晚十一時用社長座車送我回家。
歲月不饒人，環顧寥寥可數的老友中，和我一齊跑過新聞的人，或已謝世，或在海外頤養天年；只有我仍未放棄本行，筆耕不息。下星期三又逢九一記者節，感慨之餘，容我談談對今天台灣新聞界的觀感，不知能否引起共鳴。
今日新聞的定義不止報紙，也包括了新聞性質的周刊、廣播電台、有線與無線電視、乃至網路報紙。新聞已成熱門行業，各大學都有新聞科系，甚至傳播學院，每年製造千餘名畢業生，無處安插。台灣任何時髦事都會造成一窩風，此僅一例而已。
記者太多了，難免給人印象不佳。過去曾有偏激者把新聞記者、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和黑道人物，並稱為「四大害」。其實絕大部分的新聞從業人，尤其埋頭工作的編輯部內勤人員，值得人們敬重。至於「資深媒體人」氾濫，則是電視叩應節目的產物，又當別論。
檢討台灣新聞事業的問題，首先是「僧多粥少」，辦報不易，在台灣尤其艱苦。報紙靠廣告收入生存，縱然台灣經濟發達，這塊大餅被廣播電視分掉了一大半，實難維持早年的一百多家報紙。自然淘汰的結果，現今僅剩四家，其中還有一家是香港來的。
內行朋友告訴我，如按銷售排行，居首為《自由時報》，依次才是《蘋果日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但如拿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兄畢生堅持的「正派辦報」標準，作為衡量尺度，那麼把前述次序顛倒過來，還稍接近事實。
每日銷數第一的那張報，創刊時零售價比別人低五元，先聲奪人，佔盡便宜。它以鼓吹台灣獨立為職志，靠的是老闆財大氣粗，可以不計盈虧，大把大把地花錢，毫不心痛。雖經其它報紙揭發有閉門製造民調，甚或謊報新聞的事，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
台灣新聞界淪落到這樣地步，有制度上的原因，當然也有人為的因素。
我談的制度，指的是報社或廣播電視台內部的人事法規。早年我負責國際宣傳時，在新聞局工作廿五年，與外國媒體接觸頻繁，最佩服它們培養專業記者之用心。以《紐約時報》名外交記者雷斯頓（James “Scotty” Reston）為例，他的年薪比該報總編輯還高，名氣也比總編輯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培養出專業記者，寫出的報導才有權威性。
相形之下，今日台灣記者群中，認真工作，以新聞為終身職志者，固然不少，卻也有一批驕狂膚淺的年青人，只在乎虛假職銜，不知進修。我常收到類如某報或某電視台「採訪部政治組××小組副召集人」一類的名片，搖頭慨嘆之餘，只好把它丟進字紙簍。
國內新聞界另一異常現象，是少數記者居然肩負起招攬廣告的工作。尤其部分報紙與電視台在外埠的特派（或特約）記者，在當地成為一霸。上至正副縣長、縣議會正副議長，下至鄉鎮長、縣議員、或縣府官員，都要賣他三分帳，否則就要提防「明天報上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盤算一下，還是買個平安為宜，養成了他們予取予求的惡習。
最令一個老記者感覺慚愧的，是打開報紙或電視機，幾乎無從分辨映入眼簾的，究竟是新聞呢？還是「置入性行銷」的廣告？我只要見到「專輯」、「特刊」、或過分肉麻的內容時，自然而然就會跳過這一頁。但一般人恐怕就沒有如此敏感，容易被誤導了。
我不知道這些歪風何時才能消失，讓台灣新聞界能恢復近代史上名報人張季鸞先生所說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大主張。我在重慶讀大學時，《大公報》在國人心目中地位之高，沒有一家報紙可與之比擬；《中央日報》更望塵莫及。勝利復員後，大公報在重慶、天津、和上海的三個版，依然是輿論領袖。張季鸞批評政府，絲毫不留情面。但等他五十三歲逝世時，蔣公親自扶柩歸葬；毛澤東也說他是「士林矜式」，「功在國家」，這樣的人，才是新聞工作者的典範。
**************************************
雲水人間：
講今日新聞界現象...
講的真寫實
碩博士所得 創近8年新低
碩博士所得 創近8年新低
主計處訪查國內1萬3千多戶家庭的收支情況，依學歷與所得交叉分析發現，具碩、博士學歷者的可支配所得近年來雖時升、時跌，但長期仍呈下滑走勢，以訪查資料的平均數來看，在93年達到99.2萬元的高峰後，隨後數年開始走下坡，去年加上金融海嘯的因素，因此降至91.2萬元，創下民國91年以來的最低。
主計處官員表示，這裡所指的研究所學歷者，除了包括甫走出校園初入職場者之外，還包括各年齡層的碩、博士學歷者，因此去年91.2萬元是一個平均數，事實上甫取得研究所學歷的職場新鮮人，所得是更低的。這位官員指出，近年來研究所學歷者的所得所以會下滑，主要還是因為這些甫踏出校園的碩、博士起薪下滑，拉低了平均水準所致。
若以中位數取代平均數，98年研究所學歷者的可支配所得更降至81.2萬元，也創下87年以來新低。
何以這些年研究所學歷的初任人員起薪不如以往？主計處官員表示，高學歷人力供給過多應是重要原因。依教育部統計，97年大學畢業生22.7萬人，碩士5.7萬人，博士3千500多人，僅碩、博士一年就增加6萬多人，在高學歷人力供給快速增加，加上許多科系未必符合市場的需求，因此高學歷新任人員起薪長期已有下滑的走勢。
依教育部統計，十年前，也就是民國88年畢業的碩士只有1.6萬人，博士也只1千多人，兩者合計不到2萬人，比目前少很多。
主計處官員表示，除了研究所學歷者的可支配所得在去年創了近8年新低，具大學學歷者更降至61.9萬元，不止低於91年的71.9萬元，比民國82年開始有這項統計的66.2萬元還低。
主計處官員強調，98年不論大學學歷者或研究所學歷者的所得皆創新低，其中有部分原因來自金融海嘯，但也和台灣近年高學歷人口快速成長有關，高學歷所得下滑的現象，值得密切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