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7日 星期一
鄭重道歉！國父孫中山從未主張“聯俄聯共”（圖）
瞿咫
辛灝年先生在多倫多大學發表了題為《孫中山與共產黨》的專題演講。
【人民報消息】1月13日我曾在《人民報》網站發表一文《孫中山為「聯俄聯共」主張而轉世受苦》，其中大量引自一篇以艾蔻做筆名寫的《一代偉人孫中山輪迴轉世的故事》。16日凌晨，有朋友打電話來更正說：國父孫中山從未主張過「聯俄聯共」，並送來出處。
我一看呆住了，天哪，2006 年11月12日是國父孫中山誕辰140週年，11月26日應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和中國同學會的邀請，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在多倫多大學發表了專題演講《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到底是甚麼揭示出來，把被中共顛倒的歷史糾正過來。可是4年多後，2011年，我把中共灌輸給我們的謊言強加給孫中山先生，並用它去誤導讀者，這是極大的犯罪！
每個人都有輪迴轉世，但艾蔻的文章說，孫中山此世轉生成聾啞人張四目，一生窮困，是因為國父影響後世的「聯俄聯共」的三民主義引狼入室，毀我華夏，斷我血脈，以至鑄成大錯，這是上天的懲罰。
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等考證了歷史，證明孫中山先生至死只有一個主張「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即「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
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是蘇共顧問鮑羅廷為中共編造出來的所謂「新三民主義」。
如此，艾蔻編出國父輪迴轉世的故事，就不僅僅用「荒唐」二字可以解釋的了的。
辛灝年先生在2006年以大量充份的史實說明中共是如何一步步將國父的「三民主義」改換成蘇聯顧問為中共製造的「新三民主義」。
在抗戰開始時，共產黨說「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堅決奮鬥」。
但，在毫無言論自由的延安，毛澤東放開膽量否定了國父「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毛赤裸裸的宣稱：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
為了將謊言變成真理，為了劃清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思想界限，更為了徹底的拋棄和反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共產黨站穩腳跟後，毛澤東終於向死去的孫中山攤開了底牌，說明了共產黨和孫中山在思想上從來就不是一路人，毛說：「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三民主義的宇宙觀則是所謂民生史觀，實質是二元論或唯心論，二者是相反的。」
毛澤東終於把話說絕了。毛澤東也終於把孫中山為之研究、宣傳、奮鬥了一生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徹底的埋葬在共產黨無窮的謊言之中。
辛灝年先生說：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不新鮮。但是，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對於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卻包含著太多被「強權」所塵封的歷史內容，所製造的虛假概念，和一大批中外歷史家們的勢利和膽怯。是它們，才造成了歷史的誤解，更為繼續製造政治的誤解，提供了方便之門。
各位朋友，除了向各位道歉及借辛灝年先生的演講來講清史實外，希望能把我這篇文章大量轉貼，藉此消除幾十年來中共對此不斷重複的謊言。△
（人民報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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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國汀評述：因西方列強全部拒絕幫助孫中山，最後將孫逼向了蘇聯。孫文聯俄國容共是取得蘇聯軍事經濟援助的前提條件，不過事實證明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國民黨聯俄國容共故然得到了一時的巨大資助，同時卻被共產黨秘密埋藏入國民黨政軍高層許多特務，植下了日後導致內戰失敗的種子。
孫中山“聯俄容共”的來龍去脈
作者：上海人權律師郭國汀
蘇聯人將孫文歸類為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1920 年外交委員Chicherin曾於1918年回復孫文者，發給孫文另一封友好函，列寧邀請孫文訪問蘇聯。但是孫文未接受，此時雙方互相感興趣，但沒有一方想建立聯盟。共產國際不能確定國民黨的潛能。而孫文則更傾向於與富裕的和更易接近的聯盟。他還擔心與布爾什維克聯系會引起英國的乾涉。1920年秋，孫文與共產國際在中國的第一位代理人維辛斯基（Gregory Voitinsky）有過一次沒有結果的會談，其人在8月份幫助建立起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當孫文擔任廣東政府首腦後，俄國對他更加關註，因西方國家反復侮辱孫文，他亦處於更能接受的心態。
1921年12月初，孫文對蘇俄革命的評價混和著懷疑和同情。他說“俄國廢除了資本主義，但是人民蒙受了極大損失，其未來不穩定。他引證這些困難，旨在表明在確立資本主義之前，先行社會革命的好處。12月底，另一個共產國際特使馬林（JFM Sneevliet）前往廣州會見孫文，為建立親密的關系掃清了道路。[1]最早向孫中山建議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者是共產國際的馬林於1921年12月赴桂林會見孫中山時提出的，當時中共所有的黨員一共只有423人。[2]共產黨人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實際上最初提出此建議者是共產國際的荷蘭人亨得里卡（Hendricus Sneevliet）。
馬林是個菏蘭共產黨人，先前曾在印尼引進統一戰線策略，在那兒已從華僑處聽到有關孫文的傳說。在中國他遵循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確立的雙叉方法。1921 年7月他參與主持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會議，並尋求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聯盟的機會。這使他首先找吳佩孚，吳是一位有著堅定民族主義者名聲的北方軍閥。他在五四運動期間，曾支持學生運動，曾擊潰親日的安福系，此時正與日本的最後扶持對象張作霖發生分歧。馬林與吳談判的結果，使得共產黨組織北京漢口鐵路工人在吳與張作霖戰爭期間護路。
1921年底，經陳獨秀介紹，馬林到桂林找到正在忙於準備北伐的孫中山，此前馬林已會見陳炯明，但兩人話不投機；在張太雷陪同下，馬林於12月23日抵桂林（孫中山的北伐總部）。馬林與孫中山舉行了兩次長談，在場的有胡漢民，許崇智和其他國民黨要員。馬林建議：①重組國民黨，以便向全社會擴大其影響力；②建立軍校，以便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軍隊的基礎；③國民黨應與新成立的共產黨合作。馬林確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將是中國民族運動的主流，於是他建議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孫中山未作肯定答復，僅是表示同情蘇聯革命，但懷疑適宜蘇聯者未必適於中國。孫文更多地了解了蘇聯的政策，包括新經濟政策，反映了列寧與孫文的意識形態有相當大的差別。馬林問孫中山：“為何你畢生致力於革命？”孫中山答“因為我愛人類”， 孫文僅僅是擴展源自古代中國聖人傳承下來的未中斷的傳統。馬林對此答復感到迷惑不解，事後他對張琦說：“以人類的名義進行革命只能失敗，成功的革命必須建立在階級斗爭基礎上。”[3]對孫文的政治思想及軍事前景並沒有非常深刻的印象，盡管如此，馬林認為國民黨可以適合共產國際的計劃。馬林首先提及雙方合作的主題，根據馬林的報告，孫文尚未準備冒險。他希望進軍長江流域，那些吳佩孚的地盤，也是英國的勢力範圍。要是他與蘇聯同盟，孫文擔心英國將支持吳佩孚。因此，孫文建議與蘇聯建立道義關系。會見馬林後不久，孫文稱贊蘇聯布爾什維克革命取得的社會成就，亦對帝國主義採取了更強硬的立場。[4]
1922年1月，為對抗華盛頓會議，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遠東會議，列寧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國濤討論了國共合作事。中共在蘇聯的強壓下，提出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孫中山不接受。孫認為自已和國民黨是中國革命的唯一領導者，他並不想讓共產黨與國民黨平起平座，由於孫不接受共產黨以平等地位組成聯合，馬林被迫同意共產黨人不以共產黨的身份，而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
1922年1月在一次演說中，孫文宣稱法國和美國代表舊共和模式，俄國民產生一種新樣本，而中國將根據三民主義建立最新的模式。民族主義意味著全世界各種族平等；民權即在一個國家內政治平等；民生是指經濟平等。最後一項主義，已經在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實踐過，並在最近的俄國實踐。[5]當月在對士兵的演講中，孫文明確指出，盡管羡慕蘇聯的目標，他更傾向於他自已的方法，土地價值和關健工業國有化。他仍然支持從外國借資本發展中國。但是他以蘇聯為例，表明社會動亂的不可避免性及多目的革命的可行性。俄國的政治和社會革命，只是比他的三合一模式少一項。“我們生活在一個惡的世界”，而新世界將是“孔子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如今，只有新設立的俄國政府似乎與此相似。雖然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發生，它已取得更多成就，因為俄國已關註公共福利”。盡管如此，他覺得中國將最終取得更佳的成績，因為俄國在北極圈，而中國處於溫帶，俄國已有資本主義，而中國卻沒有。[6]
雖然在理論和實踐中，他的社會主義是由孔子，孟子，洪秀全，亨利喬治和林肯的激勵，但與馬克思無關。孫文有理由覺得與列寧情投意合。兩人皆主張社會主義，皆引起西方的敵意。[7]實際上，西方拒絕孫文主要是因為他威脅到西方希望的中國的穩定。單一稅社會主義被認為僅是他的另一個不切實際的計劃。然而，英國和美國持續拒絕孫文，將他推向蘇聯，並導致他對民族主義問題的立場更強硬。在1922年1月對士兵的同一演講中，他對整個帝國主義條約體制作了最強烈的抨擊。他宣稱，域外法權，外國奴役，外國控制中國海關已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國家，民族主義的一下目標是恢復完全的主權。否則中國將淪為象緬甸一樣的結局。
1922年4月-6月孫文與另一位共產國際代表，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大會的達林（Serge Dalin）有數次會談。在達林描述統一戰線的益處時，孫文充滿渴望地與蘇聯在廣東的領事們談論，讓蘇聯幫助建設鐵路，包括一條連接廣州與莫斯科的路線；然而他僅僅承諾待攻占預期的漢口後承認蘇聯。他再次辯稱，過早行動會引起英國乾涉。廣東易受來自香港的進攻。質言之，此時與俄國聯系的風險比需要更加重要。
1922年5-7月，中共召開第二次代表會議。會上正式宣布作為共產國際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紀律。依照莫斯科的策略，大會號召建立一個與國民黨合作的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但此時共產國際和中共均僅有建立一個松散合作關系，而無將共產黨置於資產階級之下的任何計劃。共產黨對孫文和國民黨幾乎不存在敬意，有些人甚至懷疑是否值得與國民黨合作。不過，統一戰線擁有一個更廣泛的運作空間，並可得益於國民黨的聲望和更大的威望。（1921年7月中共黨員僅57人，1922年二大時仍不足300人。國民黨雖然沒有孫文宣稱的那麽多，擁有數萬黨員和在全國學生及廣東工會組織中更多的同情者）。共產國際決定國民黨是唯一擁有某些“民主革命精神”的黨。其組織的脆弱性適合共產國際的策略，據此策略在統一戰線內操控資產階級，而當時間成熟時再拋棄他們。孫文的知名度是國民黨的巨大資產，被期望成為一個易受影響的同盟。1912年列寧曾形容孫文是“不可救藥的處女般天真”。孫文的無邊自信，的確予共產國際談判者提供了方便，不過，孫文並不象一個政治處女般行事。[8]
1922年8月孫中山被陳炯明趕出廣東，在赴香港之夜在一艘英國軍艦上，孫文再次顯示出他令人難以置信的堅忍。他說，中國的即刻利益，應當與蘇聯和德國緊密配合作。從地理鄰接和親密關系術語看，俄國獨具重要性。列寧的政府，被不公開地指控為過份激進，而實際上他的新經濟政策，業已從共產主義，轉向國家資本主義。而德國雖然戰敗，卻擁有人材和學識，能幫助中國實現工業化。德國沒有侵略中國的計劃。中德關系將對雙方互利；不過，他仍斷言，新中國應當特別植入法國，英國，美國的價值觀，外交政策不應忽視這些海上強國。但是中國不能盲目追隨其他國家，中國應當照顧她自已的利益，並特別關註大陸強國，俄國和德國。這正是他在廣州的一年前期間所做的。[9]
被列強象一個被遺棄的人那樣地對待，孫文開始尋找與被國際遺棄者建立聯系。德國與蘇聯均不滿於戰後解決方案，並被孤立。如今建立起友好的關系，兩者均不屬在中國建立的帝國主義。雖然與北京政府的談判仍沒有結論，俄國自1919年7月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而德國由於1921年5月在北京簽定之和平條約，已成為按照平等和互惠原則對待中國的第一個歐洲強國。除了國際法明確規定者外，不再有域外法權或其他特權。[10]
剛開始孫文對德國更感興趣。他們曾在1917 年幫助過他，而孫文在1918年試圖獲取德國更多的幫助。當時，在戰爭仍在進行期間，他首先想與德國和俄國建立三邊關系。當他回到廣東後，曾與1921年 9月抵達廣州的德國領事協商，與中國沒有外交關系的蘇聯的正式官方接觸更難得多。除了勾通的實際困難之外，孫文對德國的軍事工業及其對中國經濟援助的總體能力印象更深。而蘇聯無論如何，作為一個更不發達的國家，仍不得不從內戰和外國乾涉中恢復，仍處於克服經濟崩潰的邊緣。
在廣州孫文勸說領事外交承認和予經濟援助。他在德國有位秘密代理人，是1905 年加入同盟會德國留學生Chu Ho-chung， 朱現時的任務是向德國外交部和企業界，呈遞經濟合作計劃，建立三邊關系的討論，預定與一位前外交部長Paul Von Hintze會談，他贊同孫文密謀的品位；在戰爭期間，他先任駐墨西哥，然後任駐華大使，曾促使墨西哥與日本結盟反美。正是他在1917年離開中國之前，簽署命令資助孫文。[11]1922 年1月朱報告有相同想法的H已有他自已有關中、德、蘇聯三邊關系的想法。取決於德國總理的批準，他已準備赴廣州負責一個協助計劃，將提供德國顧問和物資，但該計劃未產生結果。德國外交部對孤立插手中國事務猶豫不決，亦懷疑孫文在廣東的地位，而當陳炯明將孫文趕出廣東時得以證實。柏林象其他外國資本家一樣，將再次聞孫文。同時，三邊關系的建議已不再保密。9月一家香港報紙披露了孫文的廣東政府與德國和俄國交往的通信，與布爾什維克聯系引起敏感反應。孫文回應倫敦說是與該兩國建立正常的互惠關系。否認意識形態上親共，孫文特意提及他的《中國的國際發展》及仍然堅持向西方資本提出要約。但是與布爾什維克聯系的污名，給予英國和美國另一理由樂見他的最後失敗。而德國否認與孫文有任何官方聯系，孫文的其他合作對象遠沒有那麽多限制。
仍處於國際棄兒環境的蘇聯，並不過份挑剔選擇同盟。而且莫斯科不受傳統的外交方法的約束，它亦是國際共產主義的神經中樞。俄國比其他國家更本能地和有組織地直接介入中國政治。其他列強視五四運動為一種威脅，對俄國它是一種機會。而列寧的策略，是一種實際政治與意識形態相混合的不固定的混合體，使得蘇聯能夠利用它。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華盛頓會議上，西方列強和日本對立即恢復中國主權仍猶豫不決，但是卡拉漢則重申其1919年7月宣布的廢除與中國定立的不平等條約，1920年附帶了一些限制條件，使得俄國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捍衛者。
相信中國的民族主義及亞洲的民族主義整體，正是列寧尋找的資本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自1900年以來，列寧一直對被壓迫國家的反帝運動予以同情。他在1916年寫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書中得出結論：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是資本壟斷不可避免的必然結果。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主義是反對資本主義斗爭的附產品。
帝國主義，通過激發落後國家的反抗，而自掘墳墓的同時，在發達國家和諧階級斗爭，阻止無產階級革命。至1920年列寧決定亞洲民族主義運動不僅有幫助，而且對於加速推翻資本主義有必要。[12]僅僅幅員廣大便使亞洲大眾成為可怕的同盟。一位共產國際發言人指出“共產國際確信，在他的旗幟下，將不僅歐洲無產階級，而且我們巨大的大眾貯備，我們的糧食大軍，居於亞洲的數億農民，我們的近東和遠東，將迅速壯大”。[13]列寧對此問題的最後指示於1923年發表，當社會主義革命的即時危險在西方已漸漸消失時，亦強調了此種數量優勢“斗爭的結果將取決於俄國印度和中國的事業，占全球壓倒多數的人口，在這方面，毫無疑問，世界斗爭的最後結果將。。。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將是完全的和絕對保證的。”
他並不擔憂被弱小的共產黨吞並且看到合作的好處。“這些年青人”，孫文稱呼他們，可以給國民黨帶來所需的熱情和組織上的才乾。更重要的是，如果放任之，共產黨會成為爭得蘇聯援助的競爭對手。他亦知道，如果他不與共產黨人合作，俄國可以選擇另一個侯選擇人，例如，陳炯明。孫文想壟斷俄國的武器資金和顧問，正如他想讓他自已的黨成為最高級的革命工具，並成為在訓政期間國家唯一負責指導大眾的監護者。他越了解布爾什維克的成功，便越決心依一黨專政實現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計劃。因此，當8月間馬林在上海提出統一戰線計劃時，孫文欣然接受之。但是須以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且服從國民黨的紀律為條件。[14]這是一個中共或許列寧內心均明知的“內部陣營”而非“外部陣營”。馬林後來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克服了中共黨內的反對意見，於9月共產黨領導人開始加入國民黨。馬林的基本原理乃是：國民黨不僅代表資產階級，而且代表了所有反對帝國主義的各階級。陳獨秀接到一份孫文的組織計劃書。孫文每當遇到挫折時，均會仔細考慮重組黨。
馬林於8 月赴上海再度會見孫中山並促使他用軍事手段，取代以宣傳和組織群眾運動重新奪回廣東的任何企圖。孫中山因對西方列強華盛頓會議的結果深感失望，開始考慮尋求蘇聯的幫助。馬林1922年9月份向共產國際報告了這一新進展，基於這一事實，共產國際決定放棄扶持北方軍閥吳佩孚的努力，轉而扶持孫中山。馬林在蘇共黨報上發表了他的觀點，成為蘇聯對華政策的新起點。[15]
8月孫文開始與蘇聯外交特使越飛通訊。此時越飛正在北京試圖與孫文的主要敵人吳佩孚支持的政府簽定條約。當共產國際的代理人煽動起反帝國主義和革命烈火時，捍衛蘇聯國家利益的越飛和其他自 1920年比他更早抵中國的蘇聯代理人及中國共產黨人或至少其中好些人，相信有利於蘇聯的事情，均有益於世界革命。但是北京的專業外交官們發現難以區分蘇聯和沙皇的政策。因為當他們認真協商時，蘇聯卻為其早先全面廢除的帝國主義特權辯護其合理性。[16]他們仍然準備放棄域外法權和其他各種權利，但是主張沙皇帝國主義最豐富的成果—控制滿洲的中東鐵路及對外蒙的支配權。北京政府業已拒絕承認這些條款，俄國人希望他們與孫文的調情，軟化抵抗，正由於他們與北京的求愛行為，使得孫文更加渴望與之交易。而且，當越飛於8月抵達北京時，莫斯科對贏得軍閥爭戰的最後勝利者吳佩孚抱極大希望。如今吳與本土共產黨合作，預期更易於協商。有些共產國際的策略家和中共黨人，亦認為吳是比孫文更理想的合作者。有吳的軍事實力和資源，包括長江流域和國民黨的政治潛能，資產階級民族統一戰線將變成共產國際一直在尋找的可怕的力量。隨後蘇聯政府委派高級外交代表阿道夫越飛（Adolph Joffe）派代理人赴上海向孫中山保證：實現中國民族運動的目標可以依賴俄國的援助，[17]蘇聯擬幫助他開展他的革命活動。
孫此時剛被陳炯明趕出廣東，急於獲得蘇聯的支持以實現其畢生奮斗的目標。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一項特別決議，“由於工人階級尚未成為一支絕對獨立的力量，有必要與國民黨合作”故命令中共立即採取有效措施：“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共產黨本身必須保持其絕對政治和組織獨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成為國民黨的合作者。”於是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口號是“一切工作通過國民黨”！其決議稱“國民黨是民族革命的中心力量並應居於領導地位”。[18]
蘇聯駐北京外交代表越飛因爭取北京政府承認失敗後，於1923年1月7日抵滬與孫中山舉行了一系列會談並於1月26日發表《孫文越飛上海宣言》：①孫博士認為由於中國不具備共產主義或蘇聯體制的條件，不可能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②阿道夫越飛（蘇聯政府）同意：“中國不存在建立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條件”，“中國主要和即刻的目標是取得民族團結和民族獨立”。[19]③ 雙方同意：“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度，均不得引進中國，蘇聯不得鼓動外蒙古獨立，蘇聯不得在外蒙古駐軍”（即‘聯俄’的前提條件）。 “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必須服膺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綱領，遵守國民黨的紀律，如果共產黨參加國民黨，要赤化國民黨、赤化中國，我就將反對共產黨，就將反對蘇俄” （此即‘容共’的條件）。④蘇聯承諾向孫中山提供200萬金盧布和武器援助。
該宣言表明孫中山反對共產主義反對階級斗爭，其容共的前提條件，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而非與共產黨員名義加入國民黨，更非國共兩黨之間的平等合作。據說當年的蔣介石相當激進，他於1924年說：“沒有共產主義的三民主義是假三民主義，沒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是假的國民黨”[20]。但此說吾以為此說依據不足，因為蔣從莫斯科考察歸國後，對蘇聯政治體制有明確清晰的否定性結論。
盡管列寧嘲諷孫中山“無與倫比的處女般天真”，他的顧問卻明智地認為孫中山的國民黨最終會成為反帝反封建的力量[21]。於是列寧決定採取“三叉”政策：①派共產國際代理人進入中國組建中國共產黨（1920年）；②蘇聯政府放棄沙皇政權從中國取得的特權，並派外交代表到北京；③派共產國際和蘇聯外交代表說服和促使孫中山接受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並接受蘇聯援助。[22]鮑羅庭評價孫中山：“非常遲鈍，他對政治問題的判斷力非常差。他經常用一種大街上行人的簡單方法理性。他自認為是英雄，其他人則是暴徒，他僅是一個樂觀的小暴君。”孫中山稱國民黨有3萬黨員，但僅5-10%積極參與者。然而孫中山是國民黨的唯一核心，擁有獨特的能提供合法性而軍閥們所不具備的民族主義觀念。”英國駐華總領事基勒斯（Bertram Giles）認為孫中山“有朝一日，如果他活著的話，他將統治全中國，他是狂熱，執著，不可預測的；依我看他是一個麻煩人物，但是在他的靈魂深處有偉大的種子。”[23]
張絨女士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寫道：“孫中山讓位一袁世凱後，試圖建立自已的軍隊，以推翻北京政府。這個目標引導孫中山最終與蘇聯合作。俄國分享他的目的，推翻北京政府，因後者拒絕同意俄國占領外蒙。俄國在中國各地尋找合作者，發現唯一願意與俄國合作者便是孫中山。孫要求蘇聯幫助他建立一支軍隊徵服中國。1922 年9月孫中山告訴一個俄國特使：他想建立一支軍隊，武器裝備由俄國提供。作為回報，俄國占領外蒙，孫中山提議俄國並富於礦藏的新疆。阿道夫越飛1922年 11月向蘇聯報告稱：孫中山要求我們用一個師占領新疆，並入東土耳其，該省僅有4000人的軍隊，孫告訴蘇聯人，不可能有任何抵抗。孫中山還建議，俄軍可從新疆直驅中國四川成都。越飛告訴列寧：孫中山是我們的人，其要價是200萬墨西哥元，相當於200萬金蘆布，這200萬是否太值得了”？[24]
1923年2月21日，孫中山回到廣州，此時陳炯明已被趕到廣東東部。孫中山自已沒有軍隊，依靠廣西雇傭軍，每月支付他們35000元，但雇傭軍仍然偷商店，設賭局，開妓院，販毒品。一個對中國人素有好感的美國旅游者哈里（Harry Francke）說：“中國沒有任何一省比孫中山和他的軍隊控制下的人民過的生活更悲慘，它或許是中國管理最差的城市。當局強制富人借款，對一切東西均加附加稅，全市有800家鴉片煙館”。
蘇聯政府派鮑羅庭（Micheal Borodin）於1923年10月6日抵達廣州，他並非國民黨邀請，而是蘇聯政府主動委派，給孫中山的介紹信稱：“我黨最老的一名黨員，有多年革命運動的經驗，蘇聯永久和負責的代表。在他的指導下事情進展將極大加速。”[25] 鮑以羅斯塔通訊社代理人（Rosta News Agency）的身份抵達廣東，他是作為蘇共政治局的代表，而非作為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他的確切任務未定義，主要是重組國民黨並向國民黨註入生機；隨即成為孫中山的顧問，孫中山與鮑羅庭一開始便相處甚歡合作良好。鮑說服孫，國民黨應改造成一個有紀律的黨組織，並由一個強有力的群眾運動在後面支撐。孫接受了鮑推薦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嚴格黨紀，重組國民黨成金字塔結構，中央執委會在最高層，同時堅持他的‘三民主義’。[26]鮑羅庭基於國民黨與蘇聯和中共合作，起草了一份國民黨新計劃，並於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
結果，國民黨被改造成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粗糙的復制品。引進了布黨的煽動宣傳術，創建了一支有國民黨觀念的軍隊。1924 年5月由蘇聯出資金和軍事顧問，創建了黃浦軍校，蔣介石任校長，廖仲凱任黨代表（廖於1925年8月被暗殺，由鄧演達繼任軍校黨代表；據稱胡漢民和許仲青（Hsu Chung Chin）涉嫌，鮑羅庭令兩人出國），汪精衛成為國民黨主席和軍委主席，周恩來任政治部副主任。蘇制武器源源不斷運到廣東。鮑羅庭非常器重蔣介石，鮑說：“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所有的人均必須服從蔣介石將軍”。[27]蔣介石常在軍校大會上說“孫中山指示我，鮑羅庭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有關政治問題，他的意見應當接受。”“蘇聯同志對我黨是真心實意的，你怎麽能說鮑羅庭是一人專制呢？”[28]
[1]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4.
[2] Dick Wilso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Weidenfeld and Nicolson(Academic) London, 1991)p.6。
[3]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32.
[4]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5.
[5]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5.
[6]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6.
[7]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6.
[8]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8.
[9]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19.
[10]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19.
[11]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0.
[12]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2.
[13]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2.
[14]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9.
[15] H.Maring, “Die Revolutioner Nationalistische Bewegung in Sud-China” Die Kommunistische Sept 13,1922.
[16]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30.
[17] 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 540.
[18] Hua Kang,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chap.vi.sec 1.
[19] 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540, Quoted Harold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1961) p.62.
[20]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5) p.25.
[21] 李劼在“孫中山上斷改良下啟國共之禍” 文中稱：“孫中山翻來覆去地折騰到最後，終於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蘇聯的列寧同志。與日本人當年的親袁疏孫相反，列寧對孫中山贊不絕口，彼此一拍即合”。 “從建黨到軍火，從組建黃埔軍校到請來蘇聯顧問，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相應地改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南郭點評：李文很有瞎編亂造的味道，諸論與史實嚴重不符。是蘇聯主動多次找孫中山，列寧僅是建議孫中山改造國民黨而非建黨；列寧嘲諷孫中山“無與倫比的處女般天真”何來贊不絕口？孫中山從未改變三民主義的內容，“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所謂新三民主義完全是包羅庭和中共於1927年4月以後偽造強暴孫中山意志的欺騙謊言。
[22]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5) Quotation p.22. also 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Penguin Books, 1969,1980).p.185.
[23]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64.
[24]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Knopf, New York. 2005. P.32-33. Sun and outer Mongolia; Elleman, pp.58ff.63-4; offers up Xinjiang: Joffe cable to Chicherin, 7-8 Nov, 1922,in VKP Vol. I. p.139.
[25]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5) Quotation pp.243-244.
[26] 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mos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Day,1934) pp.270-272.
[27] Tang Leang-Li, Inner History, p.234.
[28] Wu,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Alliance, p.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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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偉人孫中山輪迴轉世的故事（圖）
艾蔻
孫中山
【人民報消息】人生輪迴似轉輪，下面就讓我講給你近代偉人孫中山輪迴轉世的故事。
你見過一個生下來剛會爬便會嫻熟寫字的人嗎？
你用共產黨宣揚的那套無神論白癡理論，能解釋清楚這種現象嗎？
不能！
然而，這卻是實實在在的。
南陽，人傑地靈，出過名揚千古的武候諸葛亮，出過百世流芳的藥聖張仲景，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紅色恐怖時代，卻又出了一位令共產邪靈灰頭土面的人物。
他，就是本文主人翁、南陽大名鼎鼎的前世為中華民國國父、今世身陷聾啞絕疾的未卜先知奇人----張四目，共產黨人宣揚的那一套理論行到他那裏就失效露餡了！
十幾年前，因事從武當山到東北去，過了漢水老河口，想起隆中就在附近，於是耽擱一天探望了先賢諸葛武候的隱居地，又入豫西南邊陲重鎮南陽，瞻仰了藥聖張仲景，正感慨先賢杏林風德之時，忽然想起臨行前一位前輩道友給我掐算日期替他眷看一個正在落難的故人----張四目，於是我便按他說出的地址往內鄉縣去找這個從沒謀過面的人。
坐汽車到內鄉縣城後，在車站旁邊休息時，問賣茶雞蛋的老大爺張四目所在的王店鄉，沒想到這位張四目在這一帶這麼出名，老大爺競滔滔不絕的講了一大堆關於他的奇異軼事……
一，學問無師自通
幼時的張四目，到兩歲上才剛剛會爬，父母整日愁苦的臉上才有一絲喜色，有一天，大隊會計等一幫人到他家閒聊，小四目掙開蹲在地上的父親，揀起身邊的瓦片，爬到門前寫個“門”字，爬到缸前寫個“缸”字，爬到樹邊寫個“樹”字，左一筆，右一畫，左右手開弓，真是無師自通。院子裡閒扯的客人看的目瞪口呆，不識字的父母忙問怎麼回事！
“你家出奇人了”，半晌才回過神來的客人嘖嘖稱奇，“定是四目爹你家燒高香了！”
“還燒高香吶---，”四目爹心裏也有些喜滋滋的，“只是近來看他在地上爬時，用石灰塊甚麼的在地上亂畫一些像報紙上字一樣的道道，難道真是字？”
“字還有假嗎？”大隊會計砰砰拍著胸脯，“我寫了半輩子字，看這筆劃，比一個高中生寫的還有力道，真是奇聞，走，向鄉親們宣傳宣傳去，當年咱老鄉諸葛亮還埋頭苦讀十幾年，這回咱老張家出一個胎裡帶學問的。”
一傳十，十傳百，這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不幾天傳遍了整個鄉里。從幾歲上開始，張四目的家裏每年都要一批接一批的接待那些懷著不同目的來訪者，他們當中大部份是來看希奇的，很多記者也來採訪報導，對於張四目擁有這身超奇本事，各家報紙一律採用：目前對於這種現象還無法解釋等諸如此類的官腔報導。
到了四五歲，張四目才學會走路，可這時母親和村裡的人才發現，這個“貴人語遲”的張四目不僅不會說話，而且聽不見雷聲、炮聲，唉！他是個十足的聾啞人。
農村窮，沒錢去唸書，他是聾啞人，當然更談不上進學堂了。那他如何識得那麼多字？又怎樣知道這些字的含義？誰也說不清。有一次，又有一群受黨官指使的記者來採訪他，張四目早迎候在那裏，走路有些搖搖晃晃的他，隨手拿根粉筆在地上寫下“同人”，後面又寫了四個省略號，意思是問弟弟四福一同來的是誰。四福讓來人用手指在空中劃出自己的名字，果然，張四目看他們劃字時僅瞟了一眼，便很快寫出了這些人的姓名。張四目的字極為端正，一筆一畫，一絲不苟，比一般人寫的字要好，而且左右手均會寫字，左手比右手寫得更流利些。無論筆劃多稠多怪，從來沒有難住過，他是怎樣看一眼就知道了呢？亦舊是謎。這就是人人皆知的張四目空中識字神跡。
張四目與生俱來的學問使人吃驚，曾有人在地上用粉筆寫了26個“手”旁字和40個“人”旁讓他填寫，他張嘴笑笑，一氣填下來，許多字還是按相關詞及詞組填的，如“擁護”“捷報”、如投、打、扭、擔、掃、摘、扶等。另外，他在數學、天文、外語方面亦出人意料的精通，曾有人問一個英語單詞“read”，張四目立刻告訴來人，這個詞出現在初中英語課本及商務177、231、145、198、216頁上，不由不使人歎服與稱奇！
二，身懷神奇預測術
張四目是張家的長子，又是識字人，雖然身有殘疾，但父母及鄉人對他都比較看重，不少人還常向他請教閏月年份，因為他能準確的算出100年間的閏月年份及閏在幾月。不過，張四目給人做好事，有時候不恰當，也會招來被父親暴打一頓的後果。當然，每一次挨打，都源於他驚人的預測術。一次，他忽然去到村子裡地上寫下 “×××幾月幾日死”幾個字，到了那天，那人恰巧不知為甚麼真死了，不明就理的人說是他咒死的，為此父親狠狠的揍了他一頓。還有一年，小學考初中前，卷子還在縣裡，張四目就將作文題《我的母親》準確地寫給村裡的幾個學生，結果這幾個學生都考得非常好。第二年，張四目再次在考前將作文題《我和黑人孩子比童年》告訴給本村的孩子，弄得縣教育局大動干戈，派人到處追查誰洩了密，最後追到這位張真人那裏，但見他又聾又啞，憨憨傻傻，也無可奈何不了了之，但父親還是狠狠地揍了他一頓。兩次打後他從此不再向人回答諸如考試題是啥，有啥災難之類的事，但只要是好事，他都願意去做。
有時候說他能未卜先知，但他又憨傻的可愛，六零年毛澤東發動共產風的時候，隨之而來的大饑荒席捲全國，張四目的家鄉亦不例外，張四目餓急了，看到別人偷偷地拿食堂裡東西吃，也不管有人沒人便大搖大擺的學著到大隊食堂行“君子”之竊，那年月糧食比金子還重要，結果別人都沒事，他被人揪著挨了一頓打。後來有人向他“談”起這事，他曾幽默地回答“坦坦『君子』腹，肚皮饑風流！”表現了他那不被世事污垢、雖苦亦樂的人生觀！
三，“總理遺囑”之謎
張四目在漫長的人生路上，在沒人與他閒談之時，常常望著天空或一個地方發呆，他在思慮甚麼？沒有人知道。然而，最令人稱奇的、也是他最向人樂意做的一件事，是願意給前來探視的人默寫孫中山遺囑全文，那時他便像換了一個人，一改往日憨傻之態變得神采奕奕起來，他首先用粉筆用較大的字寫上標題，然後，正文寫下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全文默寫後還署名落款宋慶齡，三月二十一日孫文。整個文章文字排列整齊，字跡工整，簡體繁體字交叉使用，無一錯別字，落款寫罷，張四目還常常會在文章兩旁用對聯形式寫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使人覺得妙不可言之外，有一種說不出的沉甸甸的東西墜在他心裏。共產黨以革命的名義，犧牲幾千萬同胞的性命佔據了古老文明的中華大地，砍斷了中華民族的根，一個接一個的運動像沒有止境的風雨一樣肆虐著無辜的人們，人們在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大地上，像一只只無邊巨浪中的水草與花沫，瞬間便會消解得無影無蹤，渺小得不留痕跡，誰又能有膽氣公開站起來為人民去革共產黨的命呢？共產黨以解放全人類為重任而自詡，在共產黨的天下裡，為何他還告訴人們革命還未成功？而紅色恐怖中的張四目，卻用此生的卑微之軀、這種特殊的方式向無數的人們破除共產黨無神論的謊言，用自己無聲勝有聲的行動向人們展示著無神論之外的另一片天地，這難道是冥冥之中他的使命麼？只有他自己知道。
張四目幾十年如一日的做著村裡義務郵遞員，他對政治特別關心，雖然他從不向人講，然而從大報到小報直到《參考消息》等他都一一詳讀，七六年當他從報紙上得知周恩來和毛澤東死去的確切消息後，偷偷地從家中拿了一掛五十響的小鞭炮，在一間大隊部無人的屋子裡燃放，並在地上用磚塊寫下：巨孽一消萬眾欣，三千江河盡釋今！長夜雖漫金雞曉，為我中華照乾坤。雖然寫後用腳及時擦去，但仍然被一個年青後生發現記住了。
四，落難之時洩天機
一九九二年的一天，張四目失蹤了，那時筆者亦到內鄉縣尋他的途中，記得在武當山盤桓時，前輩道友對我說，中華民國原是天上看守靈界的一條青龍，而共產黨在天上顯現的是一條赤色惡龍，由於不守天規，不時與和善的青龍作戰，常常是赤龍敗輸，青龍常常饒它不死，而近幾十年是紅色惡龍得勢，因為它偷吃了嵌在靈界上的一顆五星珠，所以能支撐它橫行百年，百年後唳氣頓減，是該受懲罰的時候了，顯現到人間就是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龐大陣營轟然解體。而中國共產黨現在的處境與它體制內的貪淫腐敗和目前的假繁榮，則是它嚥氣時的迴光返照症狀，《九評共產黨》則是應天殺它的利劍而已，但這已是後話了，書接前言。
到王店鄉四張村張四目家，他家人告訴筆者張四目已失蹤多日，已派人到處尋找，雖然他們與筆者互不相識，但找人心切，筆者告辭時仍托筆者幫他們尋找，筆者一口答應，在返回縣城途中，我打開前輩道友讓我尋人的竹綿紙，紙上卻有一副八卦圖，上面東南巽方有應日期而動的標記，筆者恍然大悟，這老牛鼻子，原來早知道此人走失，差我幫他尋人哩，呵呵……，於是我便棄車步行，一日一夜後便在鄧州市厚坡鄉一個村莊叉道上看到一個搖搖晃晃醉漢似的身影，他衣衫不整，面目青紫，整個一副挨打後的狼狽相。
一“問”之下正是張四目，原來他前一日流浪要飯到厚坡鄉一戶農家討吃的，好心腸的女主人看他可憐，留他在家吃了幾頓飽飯，真是屋漏偏逢連陰雨，沒想到男主人回來後醋意大發，一頓飽打，給扔出了門外，可憐張四目，頓時又變成了一個流浪的烏眼雞，真是英雄末路，蒼天無語。
筆者於是把他引到路邊歇息，從隨身攜帶的行囊裡取出一些吃的，一邊看著他大嚼大咽的狼狽相，我一邊用手在空中比劃提問而他也用泥塊在地上展開了一番奇特的對話。
常言道：酒逢知已千杯少。而我與張四目只有這匆匆一面之緣，更談不上交杯論盞了，而當我把那片綿紙攤在他面前時，他忽然像被甚麼東西擊了一下似的，本來有些腫脹的眼裡忽然流出了眼淚，當話題由遠而近，談到他渾身是謎的身世時，他突然用一首打油詩回答我：
使君俠膽問宿因
蒼茫大地起風雲
中華不死歸寒夢
百年一歎罪孫文
……
“閣下前世莫非是逸先君嗎？”雖然先前我受道人指點但亦有疑惑，還是想證實一下！
“是的，往事已成泉下走，徒留寂名畏世人！”
“你為中華民族奔呼一聲，天地可鑒，怎麼現在落到這步田地？”我看到他一身殘疾，實在有些為他鳴不平。
“天理昭昭，都循前因，四目此生遭此大罪，都是前世的因果促成！”
“此話怎講？”
“唉！說起來話長，你知道孫文一生最大一件錯事是甚麼嗎？”
“是因為沒有及早組建你的共和國軍，以至於弄得軍閥逞強，奸逆篡國，使人民不得清平麼？”
“NO。孫文一生最大的錯事，是影響後世的『聯俄聯共』一句所帶來的惡果，文原想藉著俄共的力量與支持，沒想到到頭來引狼入室，毀我華夏，斷我血脈，以至鑄成大錯，這是上天今生對我最公平的懲罰！”
“唉，你也是好心呀！好好好，我們不談這些悔恨往事，”我看他有些激動，心想：的確是因為你的聯共在先，才引來了蔣先生容共的國共合作，其結果是人家得了勢，把你們攆到八桿子打不著的海島去，正所謂自食其果了。
眼前的張四目似乎知道我在想甚麼，他慘然苦笑：“是的，興也罷亡也罷，可是給民族帶來的斷層災難，實在是我等承擔不起的了！異賊入室，實在是千古大劫！”
“難道沒有挽救的辦法了嗎？”
“金雞頭上一輪旋，洗淨心垢天日寬…….，你應瞧得見，瞧得見….呵呵……。”
我有些茫然，他看我沒悟透他的話意，於是在地上畫了個大圓圈，中間畫了個大萬字符，在萬字符的上下左右各畫兩個太極圖和小萬字符，旁邊寫上“此輪一轉，人心歸天；中華沉冤，撥雲見天！”寫畢，用手在空中向我做轉動狀，然後又指指我，那表情看得出是發自心底的高興。
那日我們談了許多話題，後來我因有事在身，於是把他托囑給當地一位熱心農民，往他家中捎信，便與他道別繼續自己的行程了！
一晃十多年過去了，也許是顧忌不希望給家中找麻煩的緣故吧，也許是自已身殘意冷不想再惹世人注意吧，總之臨別時張四目不希望自已活著時筆者寫出他的身世及談話內容，幾年前一位朋友打電話告訴我，張四目已靜靜地去了，由於諸事繁雜筆者一拖再拖，今日才免強寫出此奇人一生中的一斑一點，以饗讀者！
後記：
一九九二年張四目走失的時候，正是佛家高德大法----法輪佛法，從中國的版圖、金雞頭上吉林長春傳出的一年，兩年後看了法輪功的簡介才知道張四目說的“金雞頭上一輪旋”即意指此，而法輪功的傳出，才把中共幾十年來破壞掉的中華民族賴以維持的精華----道德，復甦上來，這是殺戮成性的中共極不情願的事，但烏雲遮不住太陽，我堅信恢復自由人性的中華兒女，一定會像張四目所說的“撥雲見天！”，走出歷史上最大一劫----共產黨的邪惡統治，今天社會上出現的轟轟烈烈退黨大潮，即證明這一點，願中華兒女都能認清中共，順應天意，退出邪黨而復興中華！
這裡，謹以此文祭慰含笑九泉的張四目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