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03-19
- 第10103期
白袍不合身，那就脫掉它！
- 採訪．整理｜林佳禾
李尚儒簡介
七年級前段班的醫科畢業生。待過業，混過幾家醫院，荒唐過後毅然出走，目前在地球另一端找到暫時歇腳之處。除了革自己的命，也正在改變一群秘魯小朋友的人生。
浪跡秘魯的叛逆醫生李尚儒
自我維新的力量，往往源自對現實的反叛。活在社會期待的角色扮演中，反叛的代價有了輕重之別。況且，大破之後，更得大立，即便懷抱名利可拋的豪氣，改變的究竟是怎樣的自己？醫者夢，因暸解而清醒
我來自宜蘭南方澳的一個傳統大家庭。爸爸是獨子，而我是長孫，又是平輩中最會念書的小孩，所以「好好讀書，將來當醫生」這種聲音，從小就不斷在我耳邊迴盪。高中時我確實夢要當神經外科醫師，不過，那時念的雖然是數理資優班，我的功課並非頂尖，橫豎看來不像考得上醫學系。沒想到，聯考成績比預期好，錄取了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
在醫學系的前五年，跟醫院幾乎沒有接觸。相較之下，社團對我的影響比較大。當時我參加基層文化服務隊，寒暑假都要到偏遠地區的學校辦營隊，非常累，但學到了醫學系沒有教的團隊合作、統籌規畫，也很有成就感。因為社團經驗，加上我想回北部，所以大六見習和大七實習，我選擇到比較「操」的林口長庚醫院，做為開始認識醫院實際作業的起點。
見習還只是當觀光客，只要「看」，然後寫報告；實習等於開始「當學徒」，得做很多雜事。我喜歡長庚體系重實務操作的取向，也自認實習階段做過的事情、學會的東西比其他醫院的實習生來得多。但是，這一年我卻也過得非常痛苦。
因為，我開始體驗到醫學院的知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實際的醫院工作有更多的應對進退和人際相處。除此之外，高壓的工作環境下，衍生出一些共同的價值觀、運作知識的潛規則，以及對金錢的態度，都讓我感到不安，覺得沒辦法把自己放到「醫生」這個位置上去。
轉個彎，竟是如此不易
畢業後我撐了整整一年，不肯進醫院工作。我爸媽一開始很擔心，但家族親友之間很快找到說法，認為「讓他休息一下也好，反正應該只是一年……」這段期間，我認真思考自己到底想做什麼，最後決定往醫療衛生相關的非營利組織（NGO）去投石問路。沒想到，斷斷續續應徵了一些工作，卻沒有人要我。一方面是我沒有社工專業，不符合許多組織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家普遍有共同的疑問：「為什麼醫學系的學生會跑來這裡？」一位面試者甚至直接告訴我：「醫生沒有必要『屈就』這樣的工作。」
眼看生計就要出問題，剛好林口長庚神經外科的朋友問我有沒有意願回去，無奈之下，我只好去參加甄選，然後也順利錄取。一年之後竟然繞回原點，雖然成為高中時夢想的神經外科醫師，但心情卻是不情願的。當時我媽曾經說了一句：「你終於決定回去過『正常』的生活……」為此，我跟她翻臉，狠狠大吵了一架。
巨塔裡，那隻迷失的孤鳥
回到醫院，幾乎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並不是醫療工作的分量讓我無法承受，而是心情上跟這個環境非常疏離。住院醫師要扛的責任，的確遠比實習醫師沉重，但我的工作表現其實還不錯：技術對我來說不是問題；醫病溝通我也做得來；甚至我與護士的配合也很好。
但是，跟醫師同事和上司的相處，卻是我很大的罩門：我完全無法與醫師交際。醫院對我來說只是工作的地方，而沒有歸屬感。按理說我也可以當一隻孤鳥，但是在那個環境裡，跟其他人無法建立私交，不做多數人會做的休閒，只顯得自己是個怪胎。
更讓我恐懼的是，醫生的工作壓力和豐厚報酬，會讓人不把錢當錢看。回想起來，那一年我做了很多瘋狂的事：買一件近兩萬元的外套，毫不手軟；從台大直接搭計程車上林口，只因為爽；和家人吵架後，立刻訂機票出國，不願回家過年。在長庚工作一年，離開時我的存款竟然是零。疲勞改變了我的消費態度和價值觀，讓我變成自己害怕的樣子。
狠下心，往未知裡闖去
於是我開始思考：如果工作量減輕，有空間找別的方式釋放壓力，情況會不會變好？隔年我就轉到台北萬芳醫院的麻醉科。結果，即使到了公立醫院，又是相對不操的科別，但除了比較不累，疏離的狀態還是沒有太大改變。在醫院裡，我找不到自己五年後、十年後想變成的樣子。身為醫者，不少主治醫師對後輩、同事、病人都很好，可是他們的人生不是我想要的典範。我心裡的聲音不斷告訴自己：「那不是我，『醫生』不是我。」
走到這一步，我打死也不想繼續下去了！所以在萬芳待到半年左右，我就開始尋找到國外NGO工作的機會。我沒有設限非醫療工作不做，也不覺得要有薪水；只是想去台灣人完全不熟悉、沒有前例可循的環境。所以打定主意，只要對方認為我可以，做什麼都好；將來有經驗和條件之後，再來思考自己的定位。
幾經輾轉，終於談定到秘魯南部大城阿雷基帕（Arequipa）一個社區組織的兒童英語學校，當一年的長期志工。而為了要順利成行，我在萬芳醫院的合約期滿之後，還先到另一家私立醫院當了三個月的短期住院醫師，才存夠在秘魯生活一年的旅費。（文未完）
【完整內容請見《人籟論辨月刊》2012年第91期3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