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的達賴，不確定的雪域

退休的達賴，不確定的雪域

‧顧爾德 2011/04/26

三月間，正當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忙著以民主方式選出下一屆國會與總理時，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寫了一封信給人民議會，宣佈將在新政府選出之後，正式退出政治。

三月間，正當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忙著以民主方式選出下一屆國會與總理時，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寫了一封信給人民議會，宣佈將在新政府選出之後，正式退出政治。

達賴喇嘛信中引述他在一九六九年的講話：「當藏人有機會可以自主管理西藏的那一天，不僅要由人民決定西藏政府採用何種政體；而且，由達賴喇嘛統理政府的體制也不一定會繼續存在，西藏的未來必須由人民根據自己的意願做出決定，尤其是接受過現代教育的年輕菁英一代，他們的觀念必將產生影響力」。

宣佈退休前夜，達賴喇嘛接受《星島日報》專訪，他說，未來不會放棄長期推動的兩項使命：提升人類價值和促進宗教和諧，但第三項解決西藏政治問題的使命將有變化。不過，他也說退休後，若有必要還是會參與同北京的對話。達賴說，他退休的「附產品」是放手讓藏人自己去闖一闖，看看甚麼可行、什麼不可行。這句話也代表著對批評他過度保守退讓的激進派的回應。

目前參與總理競選的三位候選人中，呼聲最高的是哈佛大學法學研究員洛桑桑蓋(Lobsang Sangay)。這位四十三歲競選者是俗家而非僧人，是具有國際視野的海外藏人第二代，深受達賴喇嘛倚重。若他當選總理，也代表著從一六四二年建立、以達賴領導的西藏政教合一傳統也將結束。

很多人都很難想像一個沒達賴的西藏。若非達賴在世界舞台上形塑出的宗教、道德與政治領袖的巨大身影，達蘭薩拉也許逐漸被世人淡忘。但是，西藏問題並不能和達賴畫上等號，也不只是達蘭薩拉與北京的問題。它有複雜的國際面向，也在北京半個世紀來政策變化下，形塑出今天西藏問題內在與外在的面貌。

最近，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西藏學者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十二年前出版的《龍在雪域》中文版問世（左岸出版），提供我們對一九四○年代以來的西藏問題更全面的視野，也對西藏議題的各個角色有較公允的評價──包括被認為傾向北京的班禪以及阿沛．阿旺晉美。

西藏領導階層一直用佛教的佈施關係（「檀越」）來理解中藏關係。問題是，西藏並沒有能力抵抗中國的武力，中華人民共合國成立之際，在西藏英籍軍事顧問的眼中，此地武力就像一支中世紀軍隊。茨仁夏加也指出，若非北京一九五○年代末在西康、青海的土攺政策失誤，引發叛變，大量當地藏人湧入西藏中部，治理能力不足的拉薩政權原本想和北京妥協，而當時局變得法控制時，拉薩政府更無力因應只能倉皇出走印度。

北京一直宣稱西藏問題是帝國主義所造成。百年來西藏問題誠然都有國際因素存在。不過，二戰後英國退出南亞，已無力介入西藏。印度一方面與中國有領土爭議，又因地理條件與西藏經濟關係密切。印度人既同情西藏，也小心翼翼不想激怒中國。至於美國，雖然在五、六○年代支持西藏反抗軍，但從茨仁夏加詳細考証可知，美國介入西藏根本不是精心計畫的，五○年代初美國等西方國家關切中國東邊的朝鮮半島戰事，無心關切西藏。他們對青康叛變與達賴出走，也都是後知後覺。

整個冷戰結構讓西藏問題國際化，但西方國家並未為西藏國際地位出過太多力氣。一九七○年代中美建交，西藏問題的國際重要性也迅速削減。八○年代鄧小平、胡耀邦主政時期是中國政治最開放時期，北京與德蘭薩拉也進行多次對話，但對話在八五年之後停滯不前。茨仁夏加指出，達蘭薩拉錯估情況，未能了解到中共領導人給的機會曇花一現、不容錯失。「對達蘭薩拉而言，主要的問題之一是，中國的種種新發展太快，而當北京主動表示願意談，他們還沒有準備好……。」

八○年代末冷戰步入尾聲，宗教、文化、環保、人權成為普世關懷，達賴喇嘛與西藏議題再度受到全球關注。達賴努力把西藏問題國際化，準備好主動出擊，在美國、德國對中國提出西藏問題主張，但北京完全不理，一九八九年三月，西藏暴動、戒嚴，接著發生天安門事件，中藏對話完全破局。

茨仁夏加點出胡耀邦主政時兩個重要而結果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北京愈見尊重西藏傳統社會文化，並大量晉用藏人領導。「當時真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由黨員與傳統精英所組成的藏族領導陣營，確實有可能與北京達成共識。」中國領導人當時對經濟發展充滿信心，相信藏人會滿足於經濟條件的改變。為了經濟發展，胡耀邦提出另一個政策：開放西藏，讓中國民眾進入西藏工作經商。作者稱，這是有史以來漢民族第一次自願到西藏發展，而非被政府所派遣去的。

愈來愈多工作逐漸被漢人取代。漢藏教育程度差距讓技術性工作多為漢人擔任，城市中漢人愈來多，如今拉薩漢人已超過藏人。以漢人為經濟主力的城市經濟成長快速，而藏人為主的農村相對緩慢。北京也許認為經濟的整合會推向政治統一，但漢人移工同時帶來新的族群與經濟階級的矛盾。

就自然條件而言，西藏與印度的經濟關係較密切，但中國大力推動各種建設與政策推動與西藏經濟整合，結果造成西藏在財政上大量依賴北京。北京覺得是在輸血照顧西藏，而對西藏而言，卻形成一種不健康、也看不到改善可能的依賴關係。

六百萬西藏人的問題能否解決，最終決定於西藏這塊土地。不論達賴喇嘛是否退休，西藏本身的族群、宗教與社會問題，決定著西藏問題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領導人一直相信經濟發展是解決諸多政治社會問題的萬靈丹；他們也認為經濟發展可以解決西藏的宗教與族群問題。這兩年來，北京總體經濟政策已從發展優先向社會分配面調整。要解決西藏議題，北京更應該走出發展論迷思，正如茨仁夏加所指出：「關於認同與自我意象這種錯綜複雜的現實問題，在中共理解西藏民族的方法裡是找不到任何位置的。」而這個錯綜複雜的問題，才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核心。

【2011-04-26 聯合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