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美國還能領導全球經濟嗎？
美國參議院日前表決通過「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未來一旦再獲眾議院通過，美國將可以對於匯率低估的國家，加徵補償性關稅。這一法案雖沒有直接點名人民幣匯率，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迫使人民幣升值的意圖極為明顯，也因此美國參議院一通過此案即引起北京的抗議。
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原本傲視全球的經濟實力，隨著貿易赤字的擴大、債務的激增及失業率的上揚而不復存在。美國不思檢討自己的國策，總一味認為這些困境全是別人使用不公平手法造成的，殊不知這根本是自由貿易的結果，美國此一謬誤的思維已有四十年之久，如今已是愈來愈嚴重。
回顧1962年，當美國國際收支開始出現赤字時，甘迺迪總統在國際貨幣基金年會演講時還很有風度地表示：「只要減少援外、提高關稅壁壘、限制對外投資，美國可以在一夜之間恢復國際收支平衡，但這是不明智的。」惟隨著國際收支赤字擴大，其後尼克森總統幾經考量，終於決定試試甘迺迪口中所說的「不明智」的方法，於1971年秋宣布停止美元兌換黃金，並對進口商加徵一成的附加關稅。尼克森此舉的目的在迫使歐、日的匯率升值，以紓解美國的貿易失衡。
加徵一成的關稅果真實施，各國出口到美國的利潤將化為烏有，也因此英、法、日、德等國與美國簽署了《史密松寧協議》。這一紙協議內容是美國同意取消一成的進口附加關稅，而英、法等國必須讓自己的貨幣對美元升值，於是日圓匯率由1971年的350升至1973年的271，馬克由3.50升至 2.67，法郎由5.54升至4.80。惟不論各國匯率升幅多大，依然止不住美國貿易逆差的走勢，至1978年商品貿易赤字已升至422億美元。
美國這四十年來有個慣性，只要貿易赤字一擴大，就認為是別國操縱匯率，不然就是認定別國侵犯了美國的智財權，因此除了持續性逼使他國貨幣升值之外，就是每年由貿易代表署（USTR）公布特別三○一、超級三○一名單，藉此要求各國開放市場。其實，美國忽略了最根本的問題，美國之所以由順差國變成逆差國，這是全球化、自由貿易的結果，也是美國產業政策失當所致，若不就此根本問題提出因應，只是把一切問題歸責於他國，結果必然無濟於事。
1980年代美國隨著貿易逆差升逾千億美元，再度把矛頭指向他國，這次的目標是日本。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日圓對美元的匯率到 1987年已升至144，馬克也升至1.79。但即使如此大幅升值，美國貿易逆差依然逐年擴大，去年美國的商品貿易赤字已近7,000億美元。
美國在失業率升逾9％、貿易赤字達7,000億美元、政府債務累積至14兆美元的今天，如同昔日簽訂《史密松寧協議》、《廣場協議》一樣，又通過了《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同樣又以加徵補償性關稅的手段，來迫使人民幣匯率升值。
過去四十年美國政府迫使馬克、英鎊、法郎、日圓大幅升值仍無法解決的問題，難道今天迫使人民幣升值就可以解決？此一思維著實讓人啼笑皆非。諾貝爾經濟學獎自1969年頒發以來超過九成的得主都在美國，但美國經濟卻落到這步田地，真是令人不勝唏噓。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年美國除了迫使他國匯率升值之外，還不斷地以反傾銷法、反托拉斯法來削弱他國的競爭力。輸美商品太貴不行，太便宜也不行，因為太貴了可能會遭反托拉斯法調查，太便宜則會被課以反傾銷稅。如此自由貿易除了美國有自由，誰有自由？如此公平貿易又何來公平可言，廠商豈不人人自危？
依據世貿組織（WTO）的反傾銷調查統計，美國這15年來發動的調查案件高達443件，這個數字是他國望塵莫及的，就連歐盟27國發動的反傾銷調查總計也才421件。美國政府如果還是持續把心思擺在如何壓迫他國匯率升值，如何以反托拉斯、反傾銷法來遂行保護主義，非但難以提升美國的競爭力，在如今全球經濟二次衰退風險升高的此刻，恐怕將重蹈1930年代「斯穆特－哈里關稅法案」的覆轍，這是具遠見的美國政治家所不可不注意的。
美國總統尼克森曾說：「強權在國際間的影響力不單是靠經濟，還要靠國家凝聚力、無形的領導能力與文化上的魅力。」由占領華爾街運動如火如荼地延燒至各地可知，如今美國社會凝聚力已日趨式微，美國政府攘外不如安內，與其耗費心思去執行一個四十年來不曾奏效的對策，不如好好聆聽人民的心聲。我們相信，提振美國經濟之道不在壓迫他國匯率升值，而在改變華爾街、改善貧富差距。美國如果還想領導全球經濟，捨此別無他途。
